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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澳门金莎报》总第520期 四版:杏园副刊 返回目录

坦荡磊落一学人

为《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出版而作

2014-04-21 21:29:43
来源:
作者:陈答才

□难忘恩师       ○陈答才
坦荡磊落一学人
——为《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出版而作
  获悉中国青年出版社要把李海文老师多年来有关中共党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文章集结出版,我特别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我比较熟悉相关内容,最主要的是我对她坦荡磊落的为人和视学术高于生命的执着而感奋,特别是她引领我走进周恩来研究的领域,使我终生难忘。
带我走进周恩来研究领域的领路人
  毫不夸张地说,海文老师是我走进周恩来研究领域的领路人。
  第一次见她是1986年12月中旬。当时“全国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招待所举行。当时的她,个头一米七三左右,在女同志里面算大个子,四十岁出头,皮肤白皙,留着短发,嗓音有点沙哑但洪亮,性格直率,办事干练。从身份介绍得知,她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年谱组的组长。记得第三天晚上的青年“沙龙”上,她讲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后年3月,将举办全国性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欢迎大家积极撰写论文,力争参加会议。”
  我记住了这一学术信息,也有心写一篇论文力争赴会。由于当时我的学习、生活中繁杂事情很多,直到国庆节前后,才多了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某日,在我们教研室奚义生老师的书柜里发现一本《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顺手翻阅了几页,觉得很有意思,顺便就借回家,越读越有味,就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写成了《试论周恩来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贡献》一文草稿。草稿完成,我就给李海文老师写了一封信,了解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征文的具体情况。信发出,我细改了草稿。第三遍还未改完,李海文老师的复信来了,告我:“这次来不及了,学术讨论会征文已经结束。不过,你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我的心一下凉了,白写了!然而,我还是不甘心,坚持把第三遍改完,又用两天时间,在每页400字的大八开稿纸上,工工整整地誊抄40页,复印了一份留作底稿,将誊抄稿还是寄给了李海文老师。
  大约11月下旬,我收到了下款印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16开大牛皮纸信件,内装16开白色复印纸,印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文件”红色抬头的会议论文入选和修改通知。收到这个《通知》我极其高兴,就按学术组的要求认真修改了论文。
  1988年3月3日下午,我赶到北京河北饭店报到。刚走进大厅询问报到处时,李海文老师的高嗓门已在喊了:“哎呀!陈答才到了。”说着伸出右手向我走来,继续说:“你真不简单,我告诉你呀,我的论文都没选上。”我握着她的手高兴地说:“幸亏你的帮助。”翌日,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举行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开幕会,邓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其余三天半时间在河北饭店会议厅举行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会议收选论文百余篇,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副教授较少,讲师只有苏州大学陈少英,我是唯一的助教。正是在这个会上,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周恩来研究的大专家,如金冲及、石仲泉、力平、杨增和及南开大学的刘焱等等。在此后20余年间,有关周恩来研究较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我几乎都以文赴会了,而且是少有的三届都参加的论文作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获了不少奖项,单澳门省教委或教育厅的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就有两项;澳门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奖一项。
  每当回顾、总结这些些微成绩的取得,我就想起海文老师,因为正是西安事变50周年学术研讨会“青年沙龙”那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海文老师,得到了周恩来研究的学术信息。
指导我研究周恩来四分之一世纪
  认识海文老师,整整25年了,是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海文老师对我这个业余从事周恩来研究的“游击队员”的指导从来没有间断,其中不少文章的发表、著作的出版,都与她有直接关系,我研究领域的拓展受她的影响也最大。
  1989年冬,是我硕士研究生阶段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我访学到京,先后拜访了力平研究员、杨增和研究员和海文老师等周恩来研究专家。这时,海文老师已升任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她送我一套五本黄封皮的大字本《周恩来年谱(1898—1949)》送审稿,这在《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前是最珍贵、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对提升我硕士论文的层次、增加学术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值得珍藏的是这套送审稿是此前呈送邓颖超审阅返回的稿本,第一册右下角还有铅笔写的“送邓大姐”字样,这成为我书籍收藏里最珍贵的一套。
  1992年9月,我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随彭明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在人大的三年,海文老师对我的帮助指导更多,更直接。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由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中将任主编、她和国防大学的白石亮任副主编,策划组织撰写《一代伟人周恩来》。海文老师约我写第四章“肝胆相照,团结斗争——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和第八章“经纬万端,各得其宜——周恩来的领导艺术”两章,占该著整个篇幅的六分之一还多。侯校长因年事较高,行政事务繁杂,海文老师是事实上的主编。我通过参加该书的框架讨论和书稿撰写,从海文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锻炼了自己,也扩大了影响。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推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海文老师从1995年3月开始筹备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约我撰写《八十年来周恩来著作出版情况述评》。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题目,她把这个难题交给我的理由是“你在人大守着图书馆,便于完成这个题目。”完稿后经海文等老师审阅,非常满意,因为这个“活儿”干得好,大约11月中旬海文老师又给我来信,在充分肯定了我的述评文章后说,“原来约北大的某博士撰写的《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研究述评》写得太差,经学术组审定不能用,也无修改基础,想约你重写。”我有了第一篇述评稿的写作经验,对后者又有现成材料,就爽快答应了,大约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就如期“交卷”,经学术组审评亦满意。1996年4月中旬,“周恩来研究述评研讨会”在中和宾馆举行,白石亮一见我就说:“你为周恩来研究立了一大功。”意思不只是说我是唯一为会议贡献了两篇文章的人,主要是说我的《八十年来》一文难度很大,我却能条分缕析、搞得清清楚楚,评得恰到好处。我回答说:“这都是李海文老师给的机会。”1997年初,重庆出版社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计划出一套有关周恩来的系列丛书,特约海文老师撰写《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海文老师因手头活儿太多顾不上又推荐由我完成。我按时保质完成了,使我为周恩来诞辰百周年再献了一份薄礼。
  1992年9月,我到人大读博士研究生后,彭明老师鉴于我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成果,建议我博士论文继续深入研究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有一天我去毛家湾拜访海文老师,就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征求她的意见。她告诉我,在她看来周恩来思想最丰富、特点最明显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统一战线思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这对我启发很大。恰逢这时,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的《周恩来经济文选》刚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此为契机,我另辟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与实践这一新研究领域,比继续研究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要好。我遂同彭老师商量,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经过两年多的认真钻研和写作,终于完成20多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海文老师在详细审阅了我的论文后,写出“评审意见”:“陈答才同志在彭明教授的指导下,三年来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并悉心研究了周恩来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博士论文,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是第一本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的专著。”
  应当说,这篇博士论文也浸透着海文老师的心血,至少,这个研究领域的拓展就是受她的影响而形成。
我心目中的海文老师
  同海文老师相知相识25年,在为学为人各方面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性格率直,待人以诚。海文老师乐于帮助人,但帮是帮,助是助,好就说好,不好绝不会说好,一定会坦言指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我晋升副教授后,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她当面对我提出新的要求:“你现在当副教授了,你对自己要求要更严格,写文章、搞科研,水准和层次一定要更高。”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这么直白坦率给你谈这些话,这就是她的坦荡、真率!另外,她作为高级干部子女,从没有优越感,没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味道,对基层这些同行,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人,她都一视同仁,关心有加。
  她的研究善于在拐点发现和阐释问题。她往往能抓住中共党史“拐点”之人物或事件进行剖析。前者如《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等;后者如《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1966年夏北大见闻》等。这些选题是党史中最大的问题,但往往又扑朔迷离,而广大读者又特感兴趣。海文老师却善于把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说清楚、道明白。
  她有一颗慈善之心,乐于奉献爱心,常有行善之举。这个世纪之初,她经希望工程介绍资助澳门神木县一名叫乔艳的女孩。这个女孩因家中发生变故,其父右腿高位截肢,上学遇到困扰。海文老师除一次性给过一笔资助外,在这个孩子考上西安体育学院后,又给过生活费资助。为了确保邮寄环节不出问题,保证孩子能按时拿到,海文老师把钱寄给我,让乔艳从我这里拿。
  她视学术高于生命。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她对学术的执着。在岗时,她只知道工作。退休后她依然拼命地工作,不是看书就是写书。每当我出差到京看望她时,谈的都是学术。可能是她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缘故,身体终究出了问题,癌细胞悄悄侵入了她的肌体,大约在2008年初,不得不施行直肠手术。这个坏消息我是2008年4月中旬才知道的。我心里暗暗怨恨“苍天不公”。22日下午,会议闭幕后我就乘动车赴京。23日早饭后我就赶往毛家湾看望海文老师。到她家一见面,彼此都很高兴。谈完病情,她又问天津会议情况,问这问那,热情之至。我怕影响她休息,建议她注意保暖,向她道完保重后就告辞了。
  2009年底,我到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两个会议中间的一天上午我又去她家中看望她,她谈兴很浓,还特别叮嘱我应把周恩来的政府管理思想好好研究一下。据我所知,海文老师退休后,写了不少论文,完成了几部书稿。她已经不是视学术如生命,而是视学术高于生命了。
  我有个基本观点,作为学人,做好学问肯定是第一要务;然而,做人、做事要带有根本性,也是最为关键的。而海文老师在这两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后者。
          (作者单位:人文社科基础教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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