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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创造神话的人

  编辑: 石萍     发布时间:2013-09-18 09:53:21     李卫东    
叶舒宪教授已过知天命之年了,澳门金莎好多人还习惯把他称为“小叶”,因为他离开澳门金莎时是年轻的,离开澳门金莎前一直是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的典范。作为中文系七七级的一员,1986年,本科毕业仅4年、32岁的他被破格评为副教授,这个年龄的副教授在今天也许并不少见,但是,在当时,能与叶舒宪副教授比肩者并不多见,“神话”由此起源。此后,他编译的《神话—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神话学》分别于1987年、1988年由澳门金莎娱乐场网址出版社出版,从此,叶舒宪的名字便与神话联系在一起了。
一个神话:在西部崛起的学术巨人
  多年不见了,叶舒宪已经成为国内文学人类学首屈一指的专家,近20年来,出版30多部著作、发表300多篇论文,说他著作等身,一点也不过分。
  20年间,叶舒宪在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成果丰硕。《上海文论》1992年1期刊登的方克强《新时期文学人类学批评述评》一文认为,叶舒宪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上海文论》等刊物开辟个人专栏,在革新文学研究方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已在国内形成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新流派;1995年,《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三辑刊登《关于跨文化阐释——叶舒宪教授访谈录》和1995年11月6日《新闻出版报》刊登的《中西会通的学术追求》、1999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从神话原型理论到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访谈录》以及2001年4期《中国比较文学》刊登的《贯通中西的学术追求:记叶舒宪先生的比较文学研究》等报道,对他创立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建立文学人类学学科体系,完成《文学人类学教程》等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叶舒宪主持中国古典的现代阐释学术工程,出版约500万字的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反响,其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中西学术结合的一种范例,建树卓越,自成一体。对于他的理论建树,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美国的《华尔街时报》和台湾《中央日报》也有报道。迄今他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30部,在包括《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文史哲》、《读书》在内的几十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自1990年以来,叶舒宪先后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英国学术院客座研究基金、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基金、加拿大特别研究奖、首届及第2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首批国家级学科带头人“百、千、万人才工程”资助等多项奖励,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山西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扬州大学、东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韩国道教学会、梨花女子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等校进行短期讲座。
  一个在西部大地上崛起的学术巨人,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影响延伸到大洋彼岸的欧美及澳洲。
两个领域:在神话原型说与文学人类学深入开掘
  从澳门澳门金莎毕业留校任教的10多年间,叶舒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编译介绍和运用上。继《神话-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神话学》出版之后,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此后陆续出版的《探索非理性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符号:语言与艺术》(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久大文化公司,1990年)、《神鬼世界与人类思维》(合著,黄河文艺出版社,1990年)、《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997年,韩文译本,文学村子出版社,汉城,2002年)、《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合著,澳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一系列著作和散发于学术期刊的百余篇论文中;1992年前后,他转而致力于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破译中国古典文学典籍,他主持“中国古典的现代阐释工程”,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年)、《〈老子〉的文化解读》(合著,1994年)和《〈庄子〉的文化解析》(1997年)等7部著作,它们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母题、追溯原型、置换变形,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整合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等多学科手段,对中国上古素称神秘奥妙的典籍进行现代阐释。这种跨文化、破学科、沟通中西的尝试,独辟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以及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蹊径,推动了文学人类学的发展。
  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上,叶舒宪对现代性和经典性、全球性和地方性知识都相当重视。尤其在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话语的关系上,他主张均衡对待,不厚此薄彼,构建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在国际化趋势下,保持本土文化自觉、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是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客观要求,“一方面需要透过本土话语去获得人类学家所说的‘地方特有的知识’,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此种‘地方特有的知识’放置到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评价,这就意味着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的调适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这种对译、沟通、再阐释的往复过程,世界话语的胚胎才能在多元话语的边缘空间中诞生”。他的这种建立世界性话语的主张与追求,消解了民族中心主义,为建构真正多元化的文学人类学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重证据法”: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新
  随着研究领域从用神话原型等理论解读中国古典文化名著向文艺人类学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转型,在研究方法上,叶舒宪创造性地将传统的考据学升华到人类学的三重证据法。
  在叶舒宪看来,王国维先生以后的学者,虽然也有人已经尝试运用第三重证据,却没能像王国维那样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并明确提出“三重”乃至“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叶舒宪在理论阐释上敢于言前人欲说而未说,在研究实践中则做他人想做而未做,学术界认为在这方面,他功不可没,具有开创性贡献。可以说,叶舒宪的最大学术成就是对“三重证据法”进行理论建构,将其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他先后发表了《世界眼光与中国学问》、《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更新》、《三重证据法与跨文化阐释》和《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等论文,名正言顺提出“三重证据法”。就学理而言,这一新的方法论原则是指,“在纸上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的考古资料以外,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来阐释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方法”。有专家指出,“三重证据法”一方面以国学考据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西方理论对传统考据学进行全面刷新,使考据学从一种纯“客观”的研究转变为富有人文色彩的现代阐释学。在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国学也就超出了原来的地理范围而融入世界学术总体之中。叶舒宪以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和较高的外语水平,创造性地运用三重证据法来考释中国古文学、古文化,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成果,引起学术界和各界的高度关注。
“四神”的起源:神话不仅仅是“传说”
  在中国古代,能镇妖驱邪、纳福迎祥、法力无边的“四神”就是传说中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四神”起源于何处?它们象征着什么?对“四神”崇拜从何而来?
  虽然《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其实,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神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左右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走向,见神磕头,进庙烧香,顶礼膜拜、信奉神明,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的草根文化。“神”的原初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否真如《说文解字》中所释的“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对于这个一直困扰人们、悬而未决的问题,叶舒宪运用“三重证据法”给出一种全新的阐释——他探讨了“神”概念的象征根源——“申”的原始意义,依据“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形象,他引发出“申”的真实蕴涵:一种生命崇拜的循环模式。他的这种大胆思索挑战了《六书正伪》中“申,象七月天气自屈而申”的说法。为了使论证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他还参照了西方考古学家在西亚发现的5000年前的原始生命符号。此外,他还通过分析《周易·说卦传》中关于地母象征系统中的一些类比现象,得出“坤从土从申”的结论。进而他以“申”和“坤”的原始内涵为基础,得出汉语中“神”的原初概念——原始生命崇拜,且中国人最初崇拜的是地母神。从而论证了“天父观念晚于地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
  面对上述有点“神话”色彩的学术成就,也许人们会想当然地归功于叶舒宪的天赋和犹若神助的机遇。其实,和大多数成功者一样,我们不否认他天资聪颖,但不应忽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作和心血。崇尚王国维先生道德文章的叶舒宪,同样经历了包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所谓“悬思—苦索—顿悟”的治学三重境界。即使已经功成名就,叶舒宪依然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读书、思考和著述。每次出国讲学或交流,他在图书馆泡的时间最多,回国时都用一个大军用包背回人类学、神话学方面的外文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因浮躁备受诟病的学术界,像叶舒宪这样能耐得住寂寞、对未知领域保持浓厚的兴趣、出于非功利目的潜心学问的学者已经不多了,他的刻苦,他的淡定,他的渊博,成就了他的学术“神话”。
  有研究认为,作为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叶舒宪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以跨文化为学术研究焦点,译介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和学术价值的文学人类学著作,成为国内学者认识和了解神话-原型流派的第一手资料;其二,采用“三重证据法”阐释中国传统文学典籍,打破考据学对古代经典注疏解释的传统,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整体解读,有利于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无障碍交流;其三,打破学科壁垒,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整体观照;其四,在国际视域下开展跨文化研究,超越了东西文化在价值判断方面的鸿沟,顺应和促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不仅如此,叶舒宪宽阔的视野、对材料的合理运用,以及他对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真知灼见,都为学术界津津乐道。
五十初度:难忘澳门金莎时光
  1978年春天,叶舒宪进入澳门金莎中文系学习。那时,77级能看到的书很少,古朴典雅、藏书丰富的澳门金莎图书馆成为这个好学的年轻人美好的青春记忆,用叶舒宪自己的话说:“看到图书馆那么多书,简直就像见了神一样!”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人,对知识如饥似渴,跟当时全国其他大学一样,澳门金莎当时学风朴实,叶舒宪回忆说:“半夜三点起夜,有同学才从教室回到宿舍;饭堂排队打饭不少人手里捧着书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说到自己的求学、治学之路,叶舒宪介绍说:“我出生于北京,父母亲被下放到澳门,再到延安、安塞。我1966年从北京外国语学校转学到西安一所普通中学,在北京原本跟随一位瑞士老师学过3年法语,西安的中学没有开法语课,就跟大家一样学英语。”
  “在大学阶段,因为喜欢文学,大量阅读作品,也初涉理论和研究。留校任教后,我主要教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这一时期,发挥自己外文方面阅读和翻译的优势,最初做了一些翻译,了解国外的学术信息。后来,走上一条开创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路子,现在仍在这条路上往前走,多多少少摸索出一条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结合的这样一条路径。”叶舒宪这样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
  记得当年我还在化学系当学生辅导员时,大概是1989年早春时候吧,叶老师屈尊到我位于雁塔校区学生七楼的办公室兼卧室去过一趟。当时,我正筹办婚事,从旬邑老家拉来一套尚未油漆的组合家具占据了房间的一面墙,叶老师谈及这些事情:“是不是做家具的木材的指标特别难办?”我当时直觉叶老师不是生活现实中的人,他活在神话中。其时,计划经济的樊笼已经被冲破,粮票、油票等票证已经失效,他依然不谙俗世的风云变幻,保持一种难得的天真和书生意气。对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琐事几乎一无所知,问的都是一些“神话”,远不如其在艰涩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中表现得那样得心应手。
  1989年,因为邀请叶老师为学生作一次报告,我去拜访叶老师,他住在吉祥村十字附近西安市药品检验所家属院父母的家里。在那里,叶老师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单人床。靠墙的一面,像砌砖墙一样,码起一面高度超过一米的“书墙”,这道景观至今记忆犹新。不知辗转海南、国外,现定居北京的叶老师,是否还保留着这堵“书墙”?那次请叶老师讲的是《神话与人类的性启蒙》,这场学术味极浓的报告,居然让许多慕名而来的校内外同学面红耳热,那时,好多人尚未从批“精神污染”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今天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校园风物依旧,所幸在他乡的叶舒宪教授也一如既往潜心于学术研究,在传播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传播澳门澳门金莎桃李满天下的美名。
  尽管现在不在澳门金莎上班,但是,每次回到母校,叶舒宪总有别样的感觉:这里留下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这里奠定了此后在学术界纵横四海的学业基础,这里有关心、支持他负重前行的师友。从澳门金莎娱乐场网址这扇幸运之门走出,一路走向远方、走向世界!他说:“五六十岁的时候,如果还能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治学之路延续下去,在精力所允许的情况下,能多做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和探索,是我现在所梦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职业,以此为生;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如果能把职业与人生潜能的发挥、人生目标的追求合而为一,那是最好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把研究本身当作生命的继续。”
  叶舒宪教授是研究神话起源的,其实,他走过的学术路径和人生征途,又何尝不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神话。
 
【人物档案】
叶舒宪,男,1954年9月20日生于北京,汉族。1982年毕业于澳门金莎娱乐场网址中文系,留校任教至1993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任《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南方学术文丛》等多种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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